《史記》在英語世界的翻譯傳播與影響

《史記》系統地總結了中國古代早期文明的發展，不僅是中華民族的寶貴文化遺產，也是具有世界意義的經典巨著。 《史記》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郭沫若先生也將其與至聖先師孔子相提並論，直接讚之為"功業追尼父"。 《史記》作為史學經典與文學經典，陸續被翻譯成各種外文，傳播到世界各地。 《史記》在英語世界的翻譯傳播與影響路徑，為新時代講好中國故事提供了有益借鑒。

　從零星譯介到節譯

《史記》英譯進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主要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之前，表現為對《史記》的小規模零星譯介。

這一時期，英國學者艾倫（Herbert J. Allen）在《皇家亞洲學會雜誌》發表了《五帝本紀》卷一的譯文；英國學者理雅各（James Legge）翻譯了《史記》中老子與莊子傳記的內容；德范克（John De Francis）在《哈佛亞洲研究》期刊上發表《史記·淮陰侯列傳》的譯文；而美國學者卜德（Derk Bodde）的譯本《古代中國的政治家、愛國者及將軍：〈史記〉中三篇秦代人物列傳》最具影響力，成為後續《史記》譯者的重要參考資料。此階段的譯介內容非常有限，不成體系，卻為西方讀者揭開了古老中華文明的神秘面紗，起到了啟蒙、介紹與導引的作用，為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啟的大規模《史記》翻譯拉開序幕。

第二階段是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這個階段《史記》翻譯的篇幅和規模大幅增加，《史記》的零散翻譯也明顯增多，如美國漢學家魯道夫（Richard C．Rudolph）在《遠東學報》上發表《史記·伍子胥傳》的譯文。其間還產生了4個節譯本，分別為楊憲益夫婦的《〈史記〉選》、美國漢學翻譯家華茲生（Burton Watson）的《史記》、美國學者科爾曼（Frank Algerton Kierman Jr.）的《從四種戰國後期的傳記看司馬遷的撰史態度》、英國學者杜為廉（William Dolby）和司考特（John Scott）的《司馬遷筆下的軍閥及其他人物》，其中以華茲生的翻譯最負盛名。

"我嘗試關注作品的文學吸引力，把註釋降到最低，盡力譯出更多的內容。"華茲生的英譯作品文學性與可讀性強，極具吸引力。他起初摘譯了《史記》中文學性強的65篇，打亂了《史記》原作的順序，以漢朝作為源起，對全書重新編排後，採用歸化手法進行翻譯。到1993年，華茲生已譯出《史記》130卷中的80卷，廣受好評。

第三階段始於20世紀80年代末，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教授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組建由中外專家、海外華人與海外漢學家構成的翻譯團隊，旨在"譯出一種忠實的、註解詳盡的，並儘可能具有文學可讀性與文體一致性的《史記》全譯本"。倪豪士的譯本保留了《史記》原本風貌，力圖完整再現《史記》的史學價值和文學風格，注重歷史事件的精確性，除了附有古今中外度量衡對照表、縮寫表之外，每頁都有詳盡的歧義考證與相關知識註釋，每章均附上了譯者的評註，每卷還提供了全書的參考文獻目錄以及相關作品。倪豪士採用異化翻譯法，盡可能保留原作語言與文化特質，堪稱西方最富學術價值的《史記》英譯本。

　譯介與研究並行

"在對譯作的傳播中，譯者、媒體、讀者、經紀人、贊助人、漢學家、評論家之間要形成一種合力作用。"《史記》的譯者皆為西方學術界極具影響力的漢學家，其英譯本均有書評，尤以華茲生和倪豪士的譯本為最多。知名出版社發行的譯本，往往在其封面或封底刊印推介話語，給予一定的介紹與宣傳。與此同時，眾多西方學者的著作中，凡涉及中國歷史和文學的選集與著作，常會引用或選用《史記》英譯本，並在參考文獻中列出。如美國漢學家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的專著《中國的思想和體制》（1957）和美國漢學家孫念禮（Nancy Lee Swann）的專著《食貨志：公元25年前中國最早經濟史》（1950），美國漢學家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美籍華人學者陳榮捷和華茲生合編的《中國經典選集》，以及美國漢學家白芝（Cyril Birch）編著的《中國文學選集》都收錄了《史記》的英譯本。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漢學家從敘事與傳記角度對《史記》的文學性進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討，代表學者有美國漢學家約瑟夫·艾倫（Joseph R. Allen）、美國學者侯格睿（Grant Hardy）和杜潤德（Stephen W. Durrant）等。 《史記》的譯者往往也是《史記》以及中國文化的研究者，對《史記》英譯的傳播發揮了獨特的作用。

《史記》在英語世界的傳播與英語讀者的期待相伴而行，隨著英語讀者視野的不斷拓展，《史記》的譯介呈現出階段性和連續性特徵，譯作也從零散逐漸走向整體化。 《史記》前期的翻譯主要彰顯故事性和文學性，異質文化激發讀者的逐異心理。讀者由最初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探奇，走向了解並試圖全面深入地研究。要使讀者達到"一定程度的視域融合"，就必須解決由於巨大文化差異所形成的斷裂，因此華茲生會重組譯作結構，改寫原作，讓譯文輕鬆易讀，迎合西方讀者的審美趣味。讀者通過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和生動敘事，增加了對中華文化和中國文明的了解，形成了基於《史記》對中國典籍的認知，帶動了《史記》的大範圍閱讀。

隨著倪豪士《史記》全譯本的問世和更多譯本的產生，英語讀者有了更為多元的對比接受。從OCLC數據庫檢索來看，楊憲益譯本（1979）的世界館藏量是239本，華茲生譯本（1961）的世界館藏量多達823本，倪豪士譯本（1994）的世界館藏量多至412本。倪譯《史記》電子資源的世界館藏量多達1163本，華譯《史記》（1971）電子資源的世界館藏量是252本。相比較而言，楊憲益譯本在書評、著作、選集裡出現的機會較少，接受度比較低，缺乏廣度與深度。華茲生譯本受眾多，接受面最廣，對英語大眾讀者、譯者、學者都有很大影響。其譯本生動、傳神，讀來賞心悅目，堪稱西方《史記》的經典譯本。倪豪士譯本信息豐厚，內容精確，表達嚴謹正式，為學術界讀者提供重要參考，對其後續的深入研究發揮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總體而言，華譯主要拓寬了讀者的"廣度"，而倪譯主要拓深了讀者的"深度"，滿足了學者群體的學術性需求。 《史記》作為中國的文化經典巨著，已經超越了國界，進入了國際視野。而《史記》在英語世界不同階段的譯介和研究不僅給西方"展現了一種理解世界的方法"，也讓世界更加了解《史記》，了解中國。

　（作者單位：西北大學外國語學院）

作者：徐琳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