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時代雅典的城邦政治及民主之風將私人生活弱化，文獻資料對私人住所情況論述的缺乏並不意味著家庭和私人住房真的變得微不足道了。
超越日常功能的家內勞動成了城邦經濟的一部分，空間上的獨立和延展也加深了私人住宅的「公共領域」色彩。
與之相反的是，透過上述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的關係，我們看到私人家庭的活動透過更巧妙和自然的方式融合進了社會生活的大背景中。
而由私人住宅所反映出的各種社會現象和文化意義有助於我們深入了解古典時代雅典人的日常生活，特別是從不同的視角出發，給我們以新的啟示。
本文雖以一般核心家庭的私人居住狀況為主要研究對象，但除此之外，當然還有其他各種居住的類型，這自然也與古希臘城邦自身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
社會地位與貧富差距的體現
在獨立的私人家庭中，一般在未有任何變動的情況下（如嫁娶、離婚、死亡等）一家人是住在一起的，即使兒子在18歲時獲得法律上的獨立，通常仍會居住在父親的家庭中，直到父親晚年將當家的責任轉交給他。
但也有別樣的居住習俗，如在斯巴達，七歲的時候，男孩會離開父親的家去和他一樣年紀的伙伴一起住。
若是根據住戶身分劃定居住狀況，那麼就有公民和非公民兩大類。持有城邦公民身分的人，其中大多數擁有體面的住房，能夠維持基本的生活和家庭經營，當然也存在富戶，擁有多處房產。
另外，社會地位似乎能說明一些差異：邁錫尼青銅時代晚期，房屋、家具、服飾和裝飾物通通都帶有經濟、社會階級差異的烙印。
高級官員住在地處山頂要塞的堅固房子裡；地位略低的官員和普通民眾住在地勢較低的城鎮；大部分百姓住在鄉村……但是，富貴者或貴族的實際生活處境也未必如想像般十分豪奢或安逸，由於同住的一家可能人數很多，即便如上述者的房舍，居住條件也可能擁擠不堪。
更何況直到古典時代以前古希臘住宅多數還是以簡易樸素為主要特徵的，這點我們之前已經說明。當然窮人也是有的，可能居住在極為擁擠的居民區（synoikiai）。
而屬於「非公民」的群體主要包括奴隸、外邦人、還有邊緣群體如妓女。奴隸在布雷德利看來屬於「依賴他者的」的窮人類型，其中有許多都是異邦人出身。
他們作為家庭的一部分，住宿根據主人的要求而變化。他們可能會因為嫁娶而被主人送往別家，而為主人家庭勞動的奴隸居住的環境也不盡相同：
男奴在勞動的地點可能會建造房子居住，像奧德修斯的牧豬人歐邁爾斯的石頭房子，女奴們則住在主人宅邸的僕人區。
佔據雅典人口相當大比例的外邦人多數是來自希臘各地的手工藝匠人和作坊主，有學者指出直至公元前431年，居於阿提卡的外邦人（成年男性）的人數已經遠遠高於3000，而且很可能與公元前4世紀末居住於阿提卡的10,000人相當甚至超越這個數字。
而由於無法像普通公民一樣在阿提卡擁有房屋和土地，他們必須居於雅典公民提供給他們的住所（公民因此獲利），租房為生，而且他們和他們的後代都無法參與城邦的公共事務管理。
不過也有例外，阿提卡銘文中有關於外邦人因對城邦做出特殊貢獻而被授予佔有土地與建造房屋特許權的記載。
而妓女，和社會底層公民組成「獨立的」窮人群體，居所主要是合經營場所和住宅為一體的妓院（porneia）。
有考古材料證明她們所處的環境不像是「羅馬妓女經營她們的生意時所待的黑暗而發臭的洞」而是「寬敞的」。除上述分類以外，還有其他幾種「無家可歸者」。
首先是旅人，也就是那些身負政治或宗教使命（如外交和朝聖）到異地出差或旅行的人。
他們多居住在旅舍中，考古發現的此種建築類型多在聖所和體育競技場附近，如奧林匹亞的利奧尼達翁旅舍以及在公元前4世紀末公元前3世紀初建於埃皮道魯斯的有史以來最大的希臘旅舍。
另外還有因為戰爭或是災禍暫時失去居所的人，就如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雅典人在伯里克利的煽動下拋田棄家湧入城內。
極少數人才能夠在親戚朋友家棲身，多數人不得不在城裡尋找空曠的地方，或在神廟、神祠中席地而眠。有些人最後不得不在沿著長牆的塔樓上度過幾個夏天。
居無定所，流落街頭的還有一類特殊的人群──古希臘著名的犬儒學派：他們甘願於極簡易的生活方式，追求艱苦淡泊的人生哲理。狄歐根尼夏天鑽進桶裡，冬天則抱著積滿雪花的雕像；
希帕基亞則和她的丈夫克拉特斯四處流浪，露天席地，討飯為生。雖然我們無從探究這些哲人們散播的痕跡，街頭、廢棄建築甚至墓地？
但無疑確實存在這樣一個看似匪夷所思的群體。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大致了解不同族群的居住概況，如果從住戶人數出發可以分為私人住宅、旅館、妓院等多人多功能住房，以及街頭露宿。
與家庭住房相對的、由多人居住並自行劃分空間的居住區範圍可包含公寓至旅舍，再到旅館或是商鋪，但似乎多與窮困之人相聯繫。
但實際上，擁有獨立的私人住宅本身已經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一般雅典公民所具有的獨特的社會地位。
因為我們知道，儘管雅典宣揚民主思想，但並非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甚至公民間也是如此。
而公民群體間平等的缺乏甚至使得一些學者將雅典的公民劃分成了「積極的」和「消極的」兩類，主要取決於他們參與城邦政治生活的程度，還有宗教場合的參與。
有學者由此得出一些公民因為年齡、金錢、地域等原因比他人獲得了更多的權利和社會威望，如此一個居住於雅典中心地帶的公民不僅有閒暇擔任執政官和參加五百人議事會。
還可以進行宗教儀式，為自己賺得比一個居住於阿提卡郊區的貧苦公民所可能達到的更多的榮耀。古典時代雅典的私人住房或許無法明確標示公民的身分地位。
但其存在本身已經是城邦的一種認可——非公民群體的居住情況與之相差甚遠；另外，房屋和地產擁有的數量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居住者的財富水平，貧富差距由此顯現。
社會性別空間的劃分
房屋的數量和外觀從社會地位和貧富差距層面為我們提供了居民生活處境的線索，我們知道房子可能超過一層，因為戲劇和演說詞中都提及了樓梯還有兩層樓房的使用。
我們發現城市的房屋有平的屋頂——在傾斜的屋頂上慶祝阿多尼斯節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那麼住宅內部的具體情況又是如何呢？
古典時期的私人房屋以「庭院型住宅」為特色，以庭院為中心建造起的各種房屋佈局比起公元前6世紀大多數還處於單房結構的房子似乎更可能支撐起一種與空間和隱私緊密相關的複雜的社會規則。
我們必須清楚的是這一切構造和設置無疑是為人服務的，具體到房屋的居住者——一個普通家庭的成員主要有男性當家及其妻子、他們的孩子、家奴。
如亞里斯多德所言，一個完整家庭的基本要素即是：主和奴，夫和婦，父和子，那麼內含的關係就是主奴關係、配偶關係和親嗣關係。
而結合雅典城邦社會的特點，從社會性別的角度出發，私人住宅可劃分為男性的空間和女性的空間。
關於雅典住房中男性的空間，傳統上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帶有獨特地面設計、經過較為精緻裝飾的房間，主要被用來接待男性賓客，通常被稱作andron。
女性的空間面，從各種文獻資料來看，古希臘的婦女遭到隔離是確實的，她們忙於繁雜的家務，房屋和家庭就是生活的園地，不被鼓勵與外界接觸也不能輕易出門。
「公私」領域的轉換
房屋內的男性空間和女性空間可能只是一種暫時性的、流動性的代表空間使用者和用途的劃分手段。
我們也可以從中反思一些問題，如從現代人的視角和固有思維出發，我們可能會太過在意一些模式上的家內空間排布，而忽略了雅典住房中的空間是從他們的用途和使用者在那裡獲得命名和意義的，而非顛倒。
這樣一來私人住宅內的空間似乎就充滿了可塑性，結合家內勞動和經營的狀況，情況會變得更為複雜，房屋就像城邦社會的一種縮略版，包含了"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各種活動。
其中會與社會性別空間的劃分產生交集，但更值得關注的則是不同人群與這些空間的關係以及這兩個領域之間的交流。
維持家庭的運作需要依靠家庭成員的勞動，除了男性公民從事的戶外勞動，還包括主要以婦女和奴隸進行的家內勞動。
家內活動主要可分作日常作息所需的基本活動如吃飯、睡覺等；還有家務勞作，包括洗衣做飯、紡織打掃等，主要由婦女和家奴負責完成；
總結
由上我們可知私人住宅可能並非獨為家內勞動服務，而是部分用作居民的非家內事務活動，具有商業的或是工業的多用途。
換句話說，「如果碰巧一個醫生搬到了街上的一個房子裡，那個地方就成了'診療室'。但他若走了同一個地方再搬進一個鐵匠，那就變成了'鐵匠鋪'；
如果住進了漂洗工，那就是'洗衣店'；木匠就是'木匠鋪'…"
不乏有人將房屋的居住和商業或是經濟用途合而為一，先前提及的房屋租賃也可包括在內。超越日常功能的家內勞動成了城邦經濟的一部分，空間上的獨立和延展也加深了私人住宅的「公共領域」色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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